中美关系或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zz - 薛涌

奥巴马已经顺利当选为美国总统。中美关系将由此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目前还很难猜测。毕竟美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太多;相对而言,中美关系在大选中就不是个热点,现在也还提不到意识日程上来。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奥巴马是以“变革”为号召而当选的。在国际领域,奥巴马也抱有和布什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不太可能是奥巴马式“变革”的例外,恐怕会根据白宫的新意识形态而调整。

奥 巴马在对华政策上是个生手,如今他脑子里出现的十几个最迫切的问题,恐怕没有一个是中国问题。所以,中美关系大概目前还在他的助手和顾问们的把握之中,他 个人在这方面没有花太多时间就具体的政策进行细致研究。即使他现在说了一些话,大概也是根据顾问的意见照本宣科;日后自己一旦认真对待具体问题而进行决 策,现在说的话恐怕也未必兑现。这几乎已经是美国总统政治的常识,从前两位总统克林顿与布什上任前后在对华政策上的转变就能看出来。

不 过,我们虽然不能预测奥巴马面临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时会作出什么决策,却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去把握这些问题。在这方面,他和麦凯恩就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在大选过程中的一次围绕宗教问题的对话中,主持人问两人面对邪恶应该是什么态度。麦凯恩坚决地回答:“击败它!”奥巴马则说:“我们当然要和邪恶 作斗争。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历史上的许多错误甚至罪恶,正是在我们自以为在与邪恶作斗争时犯下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觉悟。”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双方 就伊朗问题交火。麦凯恩继续高举他那个“战胜邪恶”的旗帜,称要和美国的盟友们建立一个“民主联盟”,共同对付伊朗。奥巴马则马上指出这等于排斥了俄罗斯 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

从 个人记录上看,麦凯恩可以在外交上表现得非常灵活、实用,比如他在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正常化上就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过,他的基本意识形态,还是被他的战 俘经验所塑造,把世界分成黑白两极,强调毫不妥协的抗争、强调在艰难时刻要挺得住的钢铁意志。在大选中,他的外交主张实际上比布什还要“新保”。奥巴马则 注意不以意识形态左右美国利益,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所以在外交上大概会淡化道德主义,强调技术性和操作性。

应该说,战后美国的外交一直被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所主宰。冷战结束后,苏联这个意识形态的对手已经消失,但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框架并没有解构,所以中国正好填补了苏联的空缺,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假想敌人。从19922000年,每到大选中国就成为热门话题、两党竞相攻击的靶子。而中国一直强调中美两国“价值观念的不同”。把这话翻译到美国政治的脉络中,等于承认中国是美国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无形中助长了妖魔化中国的狂潮。

911后, 伊斯兰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大敌,中国倒是成了合作伙伴,两国关系相对而言非常融洽。但是,这种关系,无法被布什的“新保”意识形态的框架所合理化。中 美从来没有被白宫正式从“战略竞争者”回复到克林顿时代的“战略伙伴”的地位,中美合作只能在“新保”外交框架中作为暂时的例外而存在,具有极强的不稳定 性。

奥 巴马总统,将可能用多极世界秩序的理念,把中美关系作一番理性定位。中国不再是美国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而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关系,可能进入“后意识 形态化”时代。同时,在道德主义淡化的基础上,他将加强与中国在贸易等问题上就事论事式的讨价还价。比如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和劳动 条件、中国市场的开放性等等,都可能被推到谈判桌上。毕竟,贸易保护主义是支持他的一股巨大力量,他对这派必须有所交代。

不过,总体来看,奥巴马上台对中美关系是个好事。中国正逐渐崛起为一个大国,需要确认自己在国际秩序中正当的地位,也需要在环境、贸易等问题上承担大国的责 任。从积极方面讲,美国在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压力,正好可以帮助中国建立健康的国内市场秩序。毕竟,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消费者一样需要安全的产 品。对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也是中国成为创新社会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与其被动地对付压力,不如主动寻求合作,从美国积极学习相关的管理技术。同时,中 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也应该从强调双方不同的价值观念,该为强调双方根本的价值观念实际非常接近、但对这一价值观念的表达有所不同。这样才能帮助中美走出 意识形态的敌对,成为稳定世界秩序的重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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