바로바로의 중얼중얼

独裁者们总是喜欢勾勒出最诱人的理想蓝图，借助漂亮的口号推行专制，让臣民们为之献身。

梁启超最早提出"思想解放"："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吧"。

缺乏法治是传统中国的痼疾。二千年来，我们只有"法制"，即宰制、统治人民的法律，商鞅、韩非子就以法家著称，《唐律》还非常完备，但我们没有"法治"，即没有注重保护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依法治国。法制与法治两词，虽一字之差，但谬以千里。法治第一位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约束统治者的行为，第二位的是打击老百姓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而法制则是专门对付人民、压迫人民的，法律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中国古代有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统治者将法律视为工具、玩具，可以任意解释它、歪曲它、践踏它。

胡适认为：宪法不应是一纸空文；侵犯人权，一者来自民间的个人和团体，另一来自政府机关。特别是要以宪法防范第二类。

李大钊说：宪法"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的权威而设；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陈独秀说："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在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